就在那天白天，某外国医学代表团傲慢预言：“中国的肝脏外科要达到世界先进水平，起码要30年。”

自此，这个写了19次入党申请、刚入党两年的共产党员，就把突破肝脏禁区作为自己的职责和使命。仅用7年时间，就将中国肝脏外科水平提升至世界前列；立志要“把患者一个个背过河”的他，直至97岁高龄，仍坚持每周做两三台手术，挽救了近1.6万人的生命......

2019年1月14日，97岁高龄的吴孟超退出中科院院士岗位。吴孟超院士退休了，但吴孟超医生不会退休，他多次表示：只要拿得动手术刀，就要战斗到最后一刻。“中国肝癌大国的帽子还没有扔进太平洋，我还要继续同肝癌斗争！”

吴孟超的左胸前，总是佩戴着一枚鲜红的党员徽章——这份忠诚，源于少年时的红色记忆。

他第一次知道中国共产党，是在1937年的马来西亚。当时，他已在那里生活了10年。

那一年，卢沟桥的炮声也传到了马来西亚。著名侨界领袖陈嘉庚领导华侨开展抗日救亡运动。共产党、八路军、延安、毛泽东、朱德...一些以前从未听过的名词和人物，开始频繁闯入吴孟超的脑海。

1939年夏，吴孟超初中毕业。按照当地习俗，需要由校方和家长出资安排学生聚餐。当钱收齐之后，身为班长的吴孟超建议，把聚餐的钱捐给祖国正在浴血抗战的前方将士。这个建议得到全班同学的拥护，于是这笔抗日捐款，通过陈嘉庚的传递，送往抗日根据地延安。

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，在毕业典礼时，学校收到了八路军总部以毛泽东、朱德的名义发来的感谢电报。这封电报像烧红的烙铁一样，在年少的吴孟超心里烙上了红色印记——到延安去！到抗日前线去！

1940年春，他约了6个同学，历时一个月经新加坡、越南，从云南入境回到祖国怀抱。刚回国，吴孟超得知通往延安的道路已被国民党军队严密封锁。无奈之下，吴孟超只能留在昆明求学打工。1943年，吴孟超被同济大学医学院录取。接下来几年，他随不断迁移的学校，辗转于云南、四川和上海。这期间，吴孟超经历了抗战胜利、内战爆发、上海解放...吴孟超也由懵懂少年成长为一名实习医生。

1949年上海解放时，吴孟超亲眼看到的情景，更加坚定了他加入人民军队的决心。吴孟超回忆说，那天，天刚蒙蒙亮，正在南京路中美医院实习的他打开宿舍临街窗户，发现马路边一排排解放军战士和衣而睡。他被眼前这支纪律严明、秋毫无犯的军队深深地震撼了：“我要加入中国共产党！”“我要成为解放军的一员！”

1949年8月，华东军区人民医学院（海军军医大学前身）向社会公开招聘医生，前去应聘的吴孟超实现了当一名外科医生的愿望。1956年，吴孟超迎来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年，他称之为“三喜临门”：3月28日，加入中国共产党；6月12日，正式参军，被授予大尉军衔，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军医；随后，他又成为一名主治医生。

吴孟超一直说，“我常常问自己，如果不是战斗生活在军队这个大家庭，我又会是一种怎样的人生呢？”他坦言，“我可能会有技术、有金钱、有地位，但无法体会到为人民服务的含义有多深，解放军的形象有多崇高。”

军人，一直都是吴孟超的本色，他也一直都有着浓厚的军装情结。身为军医，吴孟超一年四季都穿军装，而且军容严整，夏天再热，他也不挽袖子，风纪扣和袖扣都扣得严严实实。吴孟超说：“只要穿上军装，就能提醒自己是一个兵，而作为一个兵，军人的使命和职责就一刻也不能丢。”

中国是肝炎、肝癌高发地区，但肝胆学研究长期是一片空白，直至新中国成立时，都还没有单列的肝脏外科，肝脏手术更被视为禁区。1958年，某外国医学代表团来第二军医大学（海军军医大学前身）参观时甚至还傲慢地预言：“中国的肝脏外科要达到世界先进水平，起码要30年！”

当晚，吴孟超彻夜难眠，“国不强、遭人欺”，他连夜向医院党委赶写一份向肝胆外科进军、成立攻关小组的报告。报告完成之际，窗户正透进第一缕晨光。意犹未尽的他，又提笔写下16个字——自力更生，艰苦奋斗，奋发图强，勇攀高峰。

很快，医院党委批准吴孟超和军医张晓华、胡宏楷一起组成肝脏外科“三人研究小组”，由吴孟超任组长。历时4个多月，“三人研究小组”用乒乓球材料制作出了中国第一具完整的肝脏血管铸型标本。1960年初，他们又首次提出“五叶四段”肝脏解剖理论，中国医生从此找到了打开肝脏禁区的“钥匙”。

1960年，吴孟超主刀完成我国第一例肝脏肿瘤切除手术。1963年，他率先突破肝脏外科“禁区中的禁区”，成功进行世界第一台中肝叶切除手术，之后还研究出符合中国人体质的肝脏外科手术技术体系，使我国肝癌手术成功率从不到50%提高到90%以上……就这样，吴孟超和他的团队一步一步将中国的肝脏外科水平提升至世界前列。在1979年召开的第28届国际外科学术会议上，吴孟超以切除治疗原发性肝癌181例、总手术成功率91.2%的经历，震惊国际医学界，让中国肝脏外科一举成为世界领跑者。

退休前，只要不出差，吴孟超每周都要上台做手术，是当时全世界仍然站在手术台上最年长的外科手术医生之一。他的手术至今还保留着几项世界纪录：切除最大的肿瘤达到18千克，患者年龄最小的只有4个月，患者手术后存活时间最长达到47年......

早在十几年以前，就开始有人不断劝吴孟超：您早就功成名就，也该享享清福了，整天上手术台，万一有个闪失，别影响了一辈子声誉。吴孟超却笑着说：“我不就是一个吴孟超嘛，名誉，那算啥？只要我活一天，就要和肝癌战斗一天！”

吴孟超说，他一辈子就干了一件事，那就是与肝癌做斗争。为了早日攻克肝癌及相关肝脏疾病，2006年从北京领完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回来后，他把国家和军队奖励的600万元全部捐出，又联合6位知名院士，向国务院提交了“集成式研究乙型肝炎、肝癌的发病机理与防治”的建议案，被列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。

2009年，国家批准在上海建立由吴孟超牵头的国家肝癌科学中心。吴孟超近百次赴京协调沟通相关事宜。有一次，他生病刚打完点滴，又要去北京汇报。从首都机场出来时，他拖着虚弱的身体走几步就要休息一下，从候机厅到停车场短短一段路，他竟休息了七八次。随行秘书心疼得直掉眼泪：“吴老真是不要命了。”

现在，由这个建议案促成建设的国家肝癌科学中心已经屹立在嘉定安亭，成为世界最大的肝癌研究和防治基地。

吴孟超的手是一双能“起死回生”的手，也是一双体贴入微的手。他创立的“吴氏刀法”对待肿瘤“快、准、狠”，对病人则是“慢、拙、仁”。

在吴孟超心中，没有什么能取代病人的位置。他从医几十年，养成了这样的习惯，在冬天查房时，他都要嘱咐学生，把手在口袋里捂热后再做触诊。不仅如此，在每次为病人做完检查后，他都要帮他们把衣服拉好、把腰带系好，并弯腰把鞋子放到他们最容易穿的地方。“对我们医生来说，这只是举手之劳，但病人感觉就完全不一样。”吴孟超说。

“病人生病已经非常不幸了，为了治病可能已花光家里的钱，有的还负债累累。作为医生，一定要设身处地为病人着想、替病人算账。”这是吴孟超对年轻医生说得最多的话。平时，他要求医生在保证药效的前提下，哪种药便宜用哪种。在为病人做检查时，如果B超能解决问题，决不让病人去做CT或者磁共振检查；如果他们带的片子能够诊断清楚，也决不让他们再做第二次检查。他手术时，用的麻醉药和消炎药都是最普通的，缝合创面切口也从不用专门的器械。“我们要多用脑和手为患者服务，器械用一次，‘咔嚓’一声1000多块，我吴孟超用手缝线，分文不要。”

吴孟超曾经说过：“我的时间不多了，攻克肝癌还有许多事情要做，必须争分夺秒！”

他也深知，自己只能救治有限的病人，传承和培养是当务之急。此前，凡是来医院进修的，谁都可以去观摩他的手术，还可以和他搭台手术。吴孟超亲手带过四代徒弟，培养出169名博士、博士后。现在，这些医生大都已成为我国肝胆外科的中坚和骨干力量。

他常常告诫学生：一定要关心病人，爱护病人，热情接待病人。“医学是一门以心灵温暖心灵的科学。”

吴孟超，男，1922年8月31日出生于福建闽清，中国科学院院士，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教授（已退休），中国肝脏外科的主要创始人，建立了我国肝脏外科理论、技术体系和学科体系。他先后获国家、军队和上海市科技进步一、二等奖共35项。1964年，解放军原总后勤部给他记一等功一次。1996年，他被中央军委授予“模范医学专家”荣誉称号。2006年，荣获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。2011年，荣获“全国优秀共产党员”。2012年，被评为“感动中国十大年度人物”。2019年初，吴孟超响应国家院士制度改革光荣退休，为院士群体和科技界作出表率。